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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死的睡眠里

石砌教堂遗址前的草地墓园与风化的墓碑

四月,回乡迁坟。看到埋在棺木中多年的头骨重见天光,震惊之余,想起了哈姆雷特的独白: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之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得不使我们顾虑踌躇。”

是否有那“死后的梦”,决定了我们怎么活着。若死亡即是终结,那所有的幸福都应只着眼现世。当遭受命运的不公,也应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公正的结果。但若死亡不是终点,死后还有一场关乎“审判”的梦,公正的目标就没有公正的路径重要,在“勇敢”之外,“接纳”、“宽恕”和“顺服”也是同样崇高的美德。正因这死的沉思(而不是所谓的性格悲剧),哈姆雷特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发问: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承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在《基督教要义》的读书笔记里,我曾试着借加尔文的思路,为这份迟疑寻找一个回答:

人之苦,并不总与自己的过犯一一相应。有人因他人的罪而蒙难,也有人因长久的沉默而卷入不义的后果。世事的曲折,使人常有“造化弄人”之感。若仅凭眼前的祸福判定善恶,受害者便还要承受一重无端的定罪;而尚未受罚的作恶者,反倒仿佛得了无罪的证明。

然而,承认人的目力有限,并不使人免去在世的责任。面对欺凌与不义,我们仍须辨明是非,尽力抗争,不能因期待来世的公正,便让受苦的人在今生噤声。也不必把伤害自己的事物称为恩典,仿佛只有“感谢苦难”,才能证明灵魂高贵。苦难不因人的忍受而成为善,宽恕也不意味着撤回对恶的判断。可若把公正的全部盼望都押在此生,人又容易将一时未能伸张的正义,变成不择手段的理由。仿佛此刻不能讨还的一切,便永远失去了讨还的可能,于是急于报复,也渐渐忘记约束自己。对我而言,死后的审判意味着,眼前的结局尚不足以为一个人的遭遇作最后裁断。尽过自己的责任之后,人仍可以把力所不能及的部分交托出去,不必让余生困于冤冤相报。

宽恕由此有了可能,慎独也有了更深的根据。无人知晓的恶,并不因无人知晓便成为无事;未被承认的善,也不因一时无报便失去价值。一个人既不以眼前的成败裁定一切,也就能够在尚未得到补偿的时候,守住自己行事的分寸。

这份自持延伸到公共生活,便是对权力的节制,对程序正义的珍惜。宪政所需的自我约束,也可以从这样的信念中获得支持。即使某项判决使我们失望,也仍须维护司法的独立;即使一本书充满偏见,也不能轻易以禁绝言论求得清静。人们所珍视的自由,往往要求自己承受某些不如意的结果。若一遇不满,便准许权力越过原有的界限,那么今日用来纠正他人的力量,明日也可能加诸自身。

但程序自有其限度,也可能失灵或被滥用。维护程序,不能成为要求受屈者永远沉默的理由。人仍应保有质疑、申诉与抗争的空间,也有责任推动不公的制度改变。若借来世劝人忍受一切,或借秩序把一切追问都视为冒犯,所谓宽恕与顺服,便只剩下替现实辩护的空话。

想到那具重见天光的头骨,哈姆雷特的疑问便不再只是书页上的独白。我们终将放下这具皮囊,却仍须在活着的时候,决定如何对待他人的过错,又如何安顿自己未获偿还的委屈。若在那死的睡眠里,尚有一场不由我们主持的审判,那么此生的勇敢便须与节制相伴,宽恕也才不至于沦为对不义的默许。

所以,总结即:要在现世中寻求公正,但别只求在现世中得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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