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正处在一股“文化考古热”里——国学被重新视为一种绝对真理的精神信仰,各种所谓的“国学讲座”遍地开花,不分等级的古代著作被大小企业反复“背诵”“研讲”既而上升为“企业文化”,文化复兴一时似乎蔚然成风,民族自信心也像是逐渐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只可惜,更多时候,“博大精深”四个字的威力远大于任何质疑和分析,“崇洋媚外”也成了贬斥文化反思者的最有力的民族主义工具。这不能不叫人忧虑。国学之中,对于华夏文化的根源——《周易》,如今人们也处在“马克思主义反对迷信”和“国学博大精深”的观念矛盾里,这正是这个价值观迷茫的时代的一种典型状态。
所以,人们必须首先寻找到国学的真实位置,《周易》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众所周知,《周易》是中国最早的哲学。他既有各种奇特的卦象,又有玄妙的“五行”、神秘的“阴阳”,还有“不易”“变易”等令人费解的“法则”。这一切既可能是“真理”最好的外衣,也可能是“谬论”的反面证明。因而,真正要知道他是什么,得从哲学的本质谈起。
哲学是人类最早诞生的学问,是所有学问之母,然而时至今日,他并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完整的定义,而且随着具体学科的兴起,他的影响力正逐日衰弱,已经成了“虚无缥缈”“无用学问”的一种象征。尼采之后,何塞等人曾欲复兴哲学,然而颓势已不可避免。但是,睿智的人知道,哲学的意义仍然相当巨大。历史上哲学越不发达的民族或时代,越是迷茫的、虚华的,没有长久生命力的。
哲学之所以横跨文理各科、成学问之宗,原因在于他的本质即由对两大问题的解答构成:
1.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2.在此真相下,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乍一听似乎又是哲学式的抽象玄幻,然而这却包含了历史上所有体系的哲学学说的本质。这里,我只浅谈哲学第一问题,先讲一个有名的故事:
当拿破仑看到拉普拉斯所著的《天体力学》时,他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全书没有一句提及上帝?”
拉普拉斯自豪地一笑:“陛下,我并不需要这个假设。”
这是在中国最流行的版本,但是其实后面还有内容:
拿破仑把这对话告诉了大数学家拉格朗日。他也笑着回应道:“哦,为什么不要这个好假设,他可以解释许多事情”。
拉普拉斯的想法正是自然科学诞生后许多人的典型想法。其实,当他宣称“无需上帝的假设”之时,当他后来鼓吹“由牛顿理论可以预言未来的一切,科学大厦只需修修补补”之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想法的一切实质上站立在另一种“假设”之上:万物自有属性,自然在统一规律下机械运作。
这就是“哲学第一问题”——世界真相,一个我们发表任何具体的理论观点都脱离不掉的信仰凭依。狭义的“哲学第一问题”就是一套关于世界存在的基本“假设”,一种对一切事物的终极解释模型——而重要的是,人们都是无条件选择相信某一种假设的,一旦选择后又会无条件地批判别的假设,他是一切“为什么”的终点。(这里许多只听闻过无神论的人会问我:“科学不是已经证明神的假设是错的了吗?”,这正是一种巨大的误解——无论是对哲学和神学的误解,还是对科学本身的误解。对此我以后会开专题探讨这个话题。)你可以学柏拉图的《理想国》,把我们的世界解释成洞穴里看到的墙壁光影,只要他是一套完备的、可以将一切诸如“灵魂是什么”“万物属性是本来就存在的吗”的根本问题容纳于模型之内的学说,然后再由学说寻找到“哲学第二问题”的答案,那么他就可能是一种伟大的哲学。
广义的“哲学第一问题”分为三个层次,我们可以由他一窥东西方主流学术的脉络:
1.原则
即形而上学。也是上文所讲的“假设”,是一种“根本的信仰模型”。在他的模型下,人们可以知道万物有所规律是上帝的定义还是事物本来的属性,规律本身会是简洁统一的还是有其它什么特征,人们对规律的认识又是否可以全面彻底……我说过,这是一种系统的无条件的信仰。也是这种信仰,指导着人们追求和设计出哲学第一问题的第二个层次:
2.理论
即物理。当代人早已记不清楚,西方物理学的一大源动力,正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学。在《圣经》的启发下,西方文明率先意识到事物的法则性——就像人类世界为抵抗性本恶下的必然堕落而书写的法律。人类曾建立巴别塔渴望一探上帝的模样,而三百年前牛顿的时代,科学其实也正是抱着探索上帝设计的目的而诞生的。不过,“理论”虽发乎“原则”,却又会独立于“原则”,有时他甚至会深刻地反作用于形而上学,拉普拉斯地思想无疑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物理终究是一套理论学说,自然真实的模样、理解他们的具体运作,还需要第三个层次:
3.法则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正是数学。数学是自然的原真抽象画,任何物理学本质都是在通过猜测假说,来告诉人们某个自然现象实质遵循何种数学的模型。这种自然的法则,是人们理解世界最有力的工具。
这仅是哲学第一问题的三个层次,不过到了这里,我们可以来看《周易》。
和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圣经》不同,《周易》中体现的主要是哲学第一问题。“简易”“不易”“变易”正是易经哲学的三大原则。他只暗示了规律的可认识性,也相信自然演化的随机性,他没有设定一个完整形态的神,却认为随机的演化里具有某种“天意”……这一点似乎并不是中国哲学先人的关注核心,因而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中国学术的关注方向,主流的形而上学也因此始终没有像西方文明那样体系完备。
发于三大原则,易经则诞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大理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精气学说。而他们就是中国最早的物理,即哲学的第二层次:理论。精气学说讲述自然万物运动的规律,将每一种事物视作有神韵的个体,从而探讨其神韵——即精与气的运作规律。这有点像早期西方物理学所讲的“运动的事物暗藏能量和动量”;阴阳学说则阐述剥离了运动的“精气”,每一个独立的事物或物质自身的构成成分,宏观地讲是“阴阳”,实质强调任何物质基元内部都有层次差异。这理论像是古代中国的“原子物理学”;而五行学说则是在将自然所有事物或物质进行统一分类,侧重研究事物物质之间地连接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这则像是当代物理学所探究的“四大基本相互作用”。
当然,每一个理论都无法一言道尽,但是不管他多深奥,他终究还是物理学说。这就意味着他应当在不断的实践中完备自身体系,不断地诞生新的假说来否定旧的认识。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早期物理的确远不如中国深刻有效,但也正是如此,过于成功的易经三大理论直到19世纪末仍是中国的核心学术理论——沉重的历史包袱已经让我们彻底失去自我更新的能力了,而那时的西方物理学,“四大元素”理论早已不见踪影,元素周期表已经被发现,力学相当成熟,电磁学热学等都十分完备,更可怕的是相继又有量子物理、相对论和混沌来颠覆传统,彻底地在世界观理论上甩开了所有的人类文明。这些,才是国学复兴时该始终思考关注的问题。
至于哲学第一问题的第三个层次:法则,中国哲学也十分早熟地产生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三大法则:理,象,数。这实质上是“中国的数学”,是华夏文明对自然的抽象。他包含了爻与卦,包含卦的各种实体或事件的抽象化象征,包含了卦之间演变的固定方法,玄之又玄博大精深,但是他终究只不过叫做“中国的早期数学”。
所以,从学术位置来讲,《周易》并没有什么神秘的面纱,虽然他的确是那个时代独领风骚的哲学系统。他主要解答华夏文明的“哲学第一问题”,而有了他的解答,“哲学第二问题”的解答也相继出现,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关注核心,并自此衍生出发达的中国文化,这一段充满机缘巧合的历史仍值得我们反复品咂。但是在当代社会,国学所包纳的第一问题和第二问题的解答,由于千年历史的尘封,可能早已落后,因此,我们该以学说的态度而不是重寻信仰的态度来面对他。如果过于疯狂,终究只是证明了自己过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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