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面包，是分还是争

想象有一天，你正开开心心地搭乘着马航的飞机前往一个深居太平洋的美丽岛国。天气很好，景色很好，空姐人也很好，但是机长似乎心情不大好。你发现他的神色好像充满了无可言说的绝望，这些绝望不仅写在他脸上，还将在稍后用行动来证明你出色的判断力。于是，当飞机刚欢欣雀跃地跑进平流层不久，那个忧伤的机长就决定调转机头，让这载着上百人的庞然大物飞向未知的海洋深处。乘客们浑然不觉，还恣情地享用着空中免费的餐点，直到飞机燃料耗尽，警报四起，他们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恐怕是要完蛋了。

飞机上当然是一片混乱，然后不知怎么地，你就在烟雾缭绕和刺耳尖叫中幸运地晕了过去。醒来时，你发现自己已浑身湿透，落在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严格地说不是荒无人烟，因为你发现飞机上同座的那个一米九的壮汉竟然也在你旁边。在给彼此一个悲喜交加的拥抱之后，你们突然意识到，接下来如何生存才是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然而，不幸的是，已坠落海洋的飞机上和你们一起漂流到岸边的食物少得可怜，或者说，就只有一块浸湿了的面包，而你们的肚子正咕咕作响，催促着你们尽快决定怎么处理这仅有的一块救命食粮……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只是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对于流落荒岛资源有限的你们，一块救命的面包该如何处理是好？是把他一刀平分，还是让俩人为他斗争？抑或是有什么其它的更高明的分法？
       问题听上去很简单，甚至让人感觉没什么意义。但有趣的是，他竟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且作出相同选择的群体都深信不疑他们才真正秉持着公道和真理，也天然地觉得其它的答案显得那样不可理喻——因而你知道，这并不只是一个分面包的话题，而是一个关乎不同文明的思想观念的问题，一种值得深究的根本性的问题。而我想，我们国家大部分的“正常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平分这块面包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硬要说理由？因为——用人们的话来说——“人人平等的原则啊”，因为“没人有权力独占资源”，因为“无论这块面包单独地给谁（尤其是给那个更强壮的同伴）都是‘不道德’的”……站在千年古代东方文化终点处的曾国藩用一语就把它点破，那便是：“利可与共，不可与独”。
你也许自然地就顺出下一句话来了：“谋可与寡，不可与共”。其实直到今天，这十六字箴言仍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广大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间达成着最普遍的思想共识。利不可独，谋不可共，意味着一个好处，有多少人就应尽量平分给多少人，或者说，他是属于“集体”的，因为这样的原则下，人与人的相处才能和谐与融洽；谋一件事，能少点人作主就尽量少点，因为大众七嘴八舌的议论，反而使得大事不成……我们自豪地认为，“利与共”体现着我们善美的心灵和良好的修养，而“谋与寡”则显示出我们深刻的眼光与独到的智慧，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这样的“二原则”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完美真理。而他也已经嵌入了我们灵魂深处，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直觉性的选择。

然而，这样的选择，真的最好吗？真的最富人情、最深刻吗？

前不久，我们被要求写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反思与感想。已经被“正确历史价值观”浸泡了太长时间的我们，初拿到这个命题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聊。无聊，因为那些“正确的历史道理总结”，中学时代的我们都已经倒背如流了。执起笔来，依稀可以流畅地不假思索地写出“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思想”的很有学者范的不过终究还是老生常谈的理论。然而这一次，当写下“民主、科学逐步深入人心”时，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钱钟书《围城》里的经典一语：“西方人的好东西，到了中国全要变了模样”——不由得想，这漂亮体面的“民主、科学”，有没有逃过同样尴尬的命运呢？或者说，有没有在由西方匆匆赶往东方的路上不小心丢了一些东西呢？漫无边际的好奇心由此被瞬间唤醒，于是我开始试图一探锁在那“民主，科学”的历史字眼里头的一些“新”东西，一些来自遥远时间和空间的可能已在人们口口相传中丧失了本义的东西。结果的确令我大吃一惊。

记得今年有两部差不多同时期上映的电影曾引发过人们热烈的讨论——《战狼2》和《敦刻尔克》。两部电影都是中国影迷相当期待的作品，有意思的是，虽然看上去内容、艺术风格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关注的主题却似乎巧合般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爱国主义。我们对《战狼2》热血沸腾式的爱国早已十分习惯，虽然观看时还是会忍不住四肢挥舞，热泪盈眶，常常弄得爆米花洒落一地。因而当《敦刻尔克》巨大的荧幕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文化陌生，冷静又如开水尚未沸腾的深厚情怀藏在电影里，也困惑着许多人的心。诺兰展现出了他们对于国家概念的理解，与我们司空见惯的形式不同，他并不侧重“国家强盛”“为国牺牲”“集体荣耀”这些爱国主义理念，相反，他希望表达，国家对于个人最重要的意义仅在于“利益的保护伞”——即使是对于逃跑、求生这样的看似不很体面的利益诉求。而往这种主题的侧重方向继续发展，就走向了我们所听闻过的那种观念，也就是：个人的利益和价值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国家或说集体本身的利益。集体是每个独立个体的利益的集合，没有任何集体可以以他自身的运行为理由去侵犯某个个体的权益。

如果一定要探究这样的国家观念的源头，我想一个与东方古典文化截然相反的人性观——“性本恶”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答案。回到我们开始的那个问题：当仅有一块面包时，扪心自问，饥饿的我们其实都希望独自占有他，不管这可能带来多大的麻烦，不管他听上去是不是“恶”的，这种我们彼此共有的希望首先应当得到理解与尊重——因为这是天然的来自本性的。于是，这仅有的一块面包，依着这样的人之“恶”的本性，只能是要么属于自己，要么属于别人的，至于究竟属于谁，需要另一个东西的产生来决定。但是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资源的私有意识深刻地影响了“面包怎么分”答案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与我们的完全不同的。（我没有研究过是不是正是这种国家观念产生了一种“全面私有制”的社会管理制度，这个问题留给读者。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社会的制度绝不仅仅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就像那种似乎只属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国企”，其实在封建帝国汉朝诞生“盐铁专营”的时候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存在了）

那么，决定面包最终归属所需要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我先不作解答。我想我们最直观的猜测都会与这两个字有关：斗争。的确，这种本能的占有欲将必然产生彼此的斗争，而你自然想到，这种本能斗争，是不是正产生了我们近代史教程里西方文明罄竹难书的侵略往事？是不是至今仍是影响所谓的“世界和谐”的一股“邪恶的”力量？这些问题也留给读者，我们对此先不做更多的评价，因为当这种斗争被用在民族内部时，将产生一种远比评价侵略之事更值得关注的奇妙的化学反应——

那就是“民主”，那个从戊戌变法开始就写在在我们民族梦想手册上的“民主”，其实他与“有没有投票选官的权利”关系不大，他真正的内质恰在于“斗争”和“无主”。有限的社会资源，不属于某个“国家”而一定要归属于特定的一些个体，但是，又没有哪个个人哪个社会小团体有绝对的本事占有他们，于是，以各个阶级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团体，聚集在一起为着他们各自的利益发声，吵吵嚷嚷彼此指责从未间断。大到首相，小到匹夫，各人似乎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国家发展理念，而谁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堵住对方的嘴……正如文艺复兴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弗利所构想的那样，在各个力量的彼此制衡之间，在各个阶级无止境的斗争之间，那种来自专制世界短暂、表象的和谐相接长期动乱反而被长久的深层次的和谐与稳定所取代，而那种国家名义存在可能造成的对个人的自由性的限制，在这样的社会制度里也真正不复存在了。

或许你想到了“谋可与寡，不可与众”。没错，对于一个国家政策的决定，对于行政的效率，“与寡”的政治显然要比“与众”的好太多（——尤其在对外战争期间，精英决策毫无疑问是一个国家的首选）。但是，如菲尔杰克逊那句著名的话所说的一样：“民主真正的好处，不在政治本身，而在于充分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与众”的民主有时未必直接意味着正确的决策，而且甚至常常是反“政治正确”的，但是由民主所带来的“国家公民意识”，带来的“自我独立判断是自由的、有意义的”思想暗示，带来的在“没有规范探索标准”的文化氛围下孕育出的高度多元化的社会，却是比一个所谓正确的决策要意义深远得多的东西。因此，民主不一定带来社会高速的发展，却为一个文明的长久前进储存了丰富的燃料。就像当文艺复兴的圣火已经燃烧将尽时，谁也未曾料到，正是早年仅出于好奇心的对上帝推动力F=ma的探索，奏响了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弦音。

这时我再告诉你们，面包归属真正所需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便是高于暴力斗争但实质仍属于斗争的东西——法律。在那个“没有谁有绝对的力量”的彼此制衡的民主世界，“法律”——一个在斗争中共同制定的原则，就顺其自然地成了最高的无形的统治力量。为了避免斗争的无底线而造成可怕的后果，富有智慧的人类发明了法律，他虽然源于民主政治，但其实他更贴近另一个词：科学——一种超越技术和理论实质象征着一种理性精神的科学。和我们许多人认识的不一样，从根源来说，法律既不是出自于爱与怜悯，也不是道德的外化品，更不是所谓“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他和科学一样，是源于人独有的理性精神和心灵深处的“规则意识”，不过只有当一个社会缺少倾倒性的政治统治力时，他才能健康地诞生。法律实质上只是为资源的斗争制订了统一的规则，一旦原则被确定，一切斗争都只能在他的条文之内进行——但是有了他，仍不断斗争的人类社会就摇身一变，拥有了更高级的文明。

因而在那个“面包怎么分”的问题中，法制首先规定了面包私有，只能属于你们中的一个人。然后，他又意味着你们不再像野兽一样以拳头的力量决定面包的归属，你们制定了新的规则，比方说赛跑。总之，你们决定以更文明的斗争方式更有尊严地结束这个关于面包的争论，而那个共同制定的规则就成了孤岛上第一条也可能是最后一条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法律了。

好了，那就赛跑吧。结果，这场关乎生命的赛跑中，你的同座——那个一米九的壮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于是，面包只能归他了，这时的你除了等死，没什么能做的。这个面包分配的问题，也似乎终于结束了。

真的结束了？

没有！

因为当你正决定跳入大海以使自己不在痛苦的饥饿中慢慢死去时，你的同伴，这时竟递过来了半块面包！幸福来的太突然以致你都不敢相信，于是你热泪盈眶，颤抖着嘴唇缓缓地问道：“‘法律’，判了整个面包，他都是你的啊……”

“所以啊”，那大个子微带笑意，边啃着半块面包边轻声说道：“我有权决定面包要怎么处理啊”……

这是比法律还要高的文明，不是来自“利可与共不可与独”的道德规定，而源于法律规则之内、私有财产之下的人心深处的怜悯——正如《威尼斯商人》中“割肉不流血”的巧妙的智慧，成功地使法律原则实现的同时，也实现了善，实现了怜悯。这时你也许才会明白，原来我们总是错误地把利益的共享当作一种人人应当履行的职责，虽然最后可能也是平分了面包，但事实上却残缺了一整套私有意识和民主法制——这也使得我们的文明早早就陷入了一片无法前行的沼泽地。而比历史的僵化更可怕的是，当把一切别人因于德的恩典作为“本该如此”的“人人平等的权利”时，当善良变成一种职责甚至是社会阶梯而不是一种珍贵的人性亮光时，孔融让梨式的“善良作秀”就会层出不穷，真正的善良也就因此消失了。

到了这里，对“面包问题”全面的解答，才终于真正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