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庄园

1

深灰色的石子路像一条长长的地毯在我面前铺陈开来，伴着地毯下绿油油的草地和一旁粗壮的角柏。路的尽头定定地站着一座奶酪般浅黄色的别墅，黑色的屋顶上有稀疏的灰白色的斑，看上去就像是搁置了多年的巧克力块。浓密的苔藓包裹了半座小楼，让人联想到厚厚的胡须也曾将这庄园主人的脸颊占满。鸟语轻柔，阳光温暖，橡榛叶上还停着彩色的七星瓢虫，飞速的时间在这里终于慢了下来。

这里是伦敦东南部的肯特郡当村，这座庄园曾有一个主人叫达尔文。

这一次到不列颠，我特意造访了这著名的达温庄园。这位名震世界的生物学家，曾在此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时光。但和我以前设想的并不一样，达温庄园不很大，看上去也非常普通，很难想象惊动了整个世界的暴风雨竟是在这安静恬逸的小楼里掀动。更叫人惊讶的是，同住在达温庄园里的爱玛·韦奇伍德——达尔文之妻，竟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我沿着石子路轻步走进房屋，这里的一切物品都按照他们生前的模样摆放着，书桌、标本、镜片，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尘埃正一一映入我的眼帘，当然还有床边那架温馨的老式钢琴。早年达尔文在贝格尔号环球考察期间染上了一种罕见的痢疾，这个病在当时无法治愈，不定期的发烧、阵痛就此伴随了这个科学家的一生。每当达尔文疾病发作，爱玛总是在忙碌的照顾之余打开琴盖，用温柔舒缓的音乐来稀释达尔文极度痛苦的病症。一直以来，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他们的信仰迥然不同必会分道扬镳，然而事实上，达尔文夫妇的关系却一直非常和睦，达尔文也曾不止一次在日记中感慨自己婚姻生活的幸福。以至于当我今天散步在这庄园的小楼中，除了墙壁、书本依旧散发着的理性的光辉，爱玛那柔美的琴声似乎也仍然在这房间里久久缭绕，空气中也隐约还流溢着来自当年阵阵暖人心扉的爱之余温。

信仰发乎于与心灵深处的某个人的对话，而爱情则扎根于现实的土壤。达尔文和爱玛从不干涉对方的内在生活，他们精神独立又彼此相爱着，他们有一种深层的默契和神韵的相通，这或许也正是当时外面那个天翻地覆的世界所真正缺少的吧。

2

当时的达温庄园外，真的非常吵闹。

方时，惯性定律已经被发现了，它虽然没有探讨“开端”，但他讲述永恒——封闭的系统有广义的惯性，即他所发生的一切应会永远地重复下去，因此时间似乎处于一种永恒的循环之中，而不像基督教所说的那样有开始、有末日；天王星被预言了，星体原来只是机械运动的球，一切都遵循着固定的程序发展变化着，似乎从来没有什么域外意志在书写宇宙的未来（见《无神论，你的骄傲从何而来？》）……简言之，那个来自《圣经》的作为“救世主”角色的上帝，在近代科学面前，似乎不再如人们开始时所笃信的那样、参与并监督着我们罪恶重重的世界了。

与此同时，中世纪结束以后，由于所谓的“人性解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天堂与永生”视作古典童话，而把现世生活的追求看作人生的唯一意义，他们不再相信上帝，不再拥有一种对审判之眼的敬畏，也因此，他们中不少人变得异常“勇敢”、热血沸腾，认为只要没有人知道，就可以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于是，像《哈姆雷特》中“毒死君王”的事例不在少数，道德和原则渐渐只成了他们社交面具上鲜艳的涂彩……

于是，神职人员痛斥着科学家和异教徒的反叛，为社会风气的堕落深深叹惋；而后者则在嘲讽着他们的愚昧和无知，骄傲地坚信这是一个人类智识不断进步的时代。当然，他们中一些伟大的头脑也已经意识到，救世主在人心中的死亡终究导致了敬畏的消失和道德的沦丧，于是他们在探索新世界之外也在心灵深处苦苦寻找，渴望将世界的真善赋予一个意义的彼岸。终于，他们勉强寻找到了斯宾诺莎的神——造物主！一个作为造物主的神，提供了牛顿的“第一推力”，书写了康德的道德律、孟子的“扩四端”，设计了精确的宇宙常数使得这个世界如此完美地运行，还引发了爱因斯坦的“宗教情感”（又见《无神论，你的骄傲从何而来？》），而更重要的是，祂，仅用一堆没有生命的元素，创造了宇宙的奇迹——有灵魂的人！

这时，人的形象依旧傲然耸立，人的尊贵仍然不可僭越，直到1859年，我脚下的这座庄园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早在1831年随贝格尔号航船环球考察期间，达尔文已经开始发现物种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不变的，而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细微的演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非常吃惊，但是他并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进行更为广泛的考察，希望收集更多的证据。他的假说也使他自然而然地推想，人类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或许也是由某种生物状态逐步演化而来的……不过，他并没有试图解释生命的起源，只是客观地陈述了物种之间可能存在演化关系的假说；他始终谨慎地使用“演化”一词，然而就被另一群别有用心的人改成了自己口中的“进化论”。于是从那时开始，达尔文的名字就成了某种特定价值观的代名词，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角落，他都不断地被不同信仰的人或褒或贬地提及并讨论，虽然事实上，他仅仅是一个工作勤勉的生物学家和一个只关注着物种联系而无意于断言生命起源与彼岸世界的普通人（就像我们多数人一样）。

其实，进化的思想早在斯宾塞的时代就已经暗流涌动，这位不读康德、不懂艺术的哲学家，竟就闭门造车，洋洋洒洒地写出了社会进化论的系统思想。他向他的追随者们宣称，在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只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生活背景下约定俗成的产物，社会越来越高级，本就应该渐渐抛弃旧文化，创造新的社会原则，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

这已经比“救世主”开始崩塌的文艺复兴时代又进一步“解放”了，而如今，在“进化论”的所谓“科学依据”之下，更可怕的事情到来了——那个“造物主”、那种康德、孟子口中人类所禀赋的道德律，并同着人类的尊贵，在保守者和进化论者丢失各自理论真正本义的争吵之中，逐渐走向了死亡。大众越发相信，人类只是智力更出众的野兽，道德律根本不是天生存在的，法律、道德都是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在彼此的私欲冲突和协调下形成的由武力保障的社会契约而已，人类本质上和虫子有何不同呢？爱呢？也无非是穿上西服的性欲罢了。

与此同时，进化论者的思维模式也孕育出了全新的“达尔文哲学”，他们打着达尔文的旗号，认为宇宙常数之所以如此精确、之所以会诞生不可思议的生命，全是由于随机产生与进化筛选的哲学机制。换言之，你如此安逸地存在在这里不是一种神奇的恩典，而是因为不安逸的那些你都已经死了……就此，人类对于宇宙和生命的最后一丝敬畏，名义上也荡然无存了。

“造物主”和“救世主”的双重危机，滋生了蔓延整个欧洲的虚无主义。“佛系思想”和一次次革命不断涌现起来，导致了越发混乱的世界。革命越是激烈，敌人越是明确，时代越是虚无和迷茫。这一切，达温庄园似乎都听得见。但是他只把自己藏于深深的苔藓，不关注，不参与，不发言。

3

这一切终于被一个人推向了顶端。他内心纤弱，却假装信心十足地高喊着：上帝死了。他企图重建人类文明的价值观，他要成为新世界的造物主与救世主！

他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

进化论遭到神职人员围攻时，达尔文的安静和赫胥黎的声嘶力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尼采清楚，即使赫胥黎鼓吹人与动物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的“人是高级哺乳动物”，但是相比逻辑完备的基督教价值体系，他的说辞只有微乎其微的感染力，既然对于普生大众来说基督教的覆灭难以逆转，那就杀死他并去寻找更有精神感染力的东西吧。于是，他找到了，那就是民族意识、强力意志和艺术。

前两者间接带来的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已无需赘述，但是后者，有时的确使得事情有些好转。就像当年德国哲学常常从东方取经一样，尼采或许也已听闻，在遥远的中国的文明初期，人们靠着《诗经》富有韵律之美的谆谆诗篇获得了珍贵的教化，而那主张“克己复礼”、闻名华夏的孔子在设计社会制度时，也毫不犹豫地把“兴于诗”写在了“立于礼”之前，他深信诗经的价值观——更是诗歌本身在幼小的心灵中镌刻下的对社会生活的情感会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真善美的源泉，因而他把“兴于诗”作为文明与教化的核心。多年后，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给危难之邦指路时，也曾提出过“摒弃耶稣，以艺术教化”的思想，可见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不够发达的国度，似乎这已经成为公认的最适合的治世思路了。

然而欧洲人不明白，中国的千年古代史早已经证明了此路危险。艺术的确有教化的功能，但他终究是不系统和脆弱的，用力过猛也同样容易产生极端的理想主义，就像如今许多西方人试图将“大爱无疆”、“慈悲为怀”的包容洒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甚至觉得有义务收留中东的难民，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很难感化罪恶、解决苦难，最终只会消耗掉自己本来辉煌的文明，并加重了整个世界的丑恶和灾难。

二战的暴风雨后，人类社会各种思潮均存，但总体看，当代精神生活的根基其实非常脆弱，达达主义中叛逆式的迷茫从战火里延续了下来，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生态。但是，现代社会的分工越发精细，各个领域也在高度专业化，这使得学问和各领域本身带来的意义感与深层震撼似乎都足以替代宗教和哲学给予灵魂的浸染。同时，物质资源丰富、生活节奏加快、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的总体稳定也使得艺术教化成为可能，人们似乎已经无需对生命的核心问题发问，更何况还有娱乐作为精神大麻，足以让许多人在底色的悲伤中纵情狂欢。

4

我走出奶酪小楼，一直想着这座庄园的女主人爱玛·韦奇伍德。身为达尔文的妻子和一位基督徒，她如何看待自己丈夫间接掀起的这场风暴？又如何面对教会里比较极端的弟兄和姊妹呢？我本以为她只是忍住不管，然而在故居中听达尔文的后代讲述我才了解到，疾病缠身的达尔文，有许多著作竟然就是爱玛亲自为他笔录的。夫妻俩甚至还有一个约定，就是如果丈夫意外辞世，妻子要发表他研究多年的演化论的成果。

这使我感到非常好奇。难道她作为教徒的信仰还不坚定？或者她是愚蠢到不懂丈夫的工作对自己的信仰可能意味着什么吗？如果都不是，她为什么不像庄园外那些义愤填膺的教徒朗声指责这种“荒谬绝伦”的理论呢？

我在达温庄园的后花园里边走边想，就像百年前的达尔文一样，这片花园永远地留着他的脚印。每当达尔文在园中散步，爱玛就会走到窗台附近劳作，不时地抬头远望丈夫羸弱的背影。我想，她必然懂得作为上帝子民应有的职责，就像她懂得自己作为妻子该履行的责任那样。当她翻动起丈夫的文稿时，或许会想起托密勒、哥白尼和马丁路德。当年日心说流行开来时，宗教改革的发起者路德却对这个理论嗤之以鼻，斥责这是哥白尼的胡话，然而孰是孰非已经了然。但是爱玛很清楚，这种错误不是来自信仰本身，而是来自狂傲的人。信仰从来不能提供食粮和知识，人的愚蠢，就在于总是会用世界终极问题的信仰去自傲地断言一些没有探索过的琐事。她明白，自己的丈夫在贝格尔号考察期间受尽折磨又染上痢疾的时候，那些不假思索指责他的人却什么都没有做。她相信丈夫的发现只是上帝创造的真理中的一个片段，而终有一天，这些片段会连成一条完美的线，生动地刻画出上帝真实的模样。如今，现代科学与达尔文的时代已天差地别，而事实也似乎更加倾向于肯定她那伟大的信念。

而那些因为所谓科学、因为进化论而抛弃了最初的信仰的人，那些因为理论本身的演化而就堂皇地提出“真理相对性”的人，相比爱玛·韦奇伍德，是多么得愚蠢和可笑。他们不知道，上帝固定的法则，从来不会体现在那些可见可观事物的不变之上，恰恰相反，我们真实的世界就像太阳光下万物的投影一样，影子多姿多彩，变化多端，但那变化中有着原本实物不变的恒常——那是上帝真正的所在。而他们，却在易变的世界中失去了对造物主的敬畏和对救世主的希望，他们终成了失落的孤魂，在绝望的田野里痛哭着手舞足蹈。

基督教是一种世俗宗教，但是他的核心是越世的信仰。爱玛深知这一点，所以她用心做妻子，用心地为达尔文的论文写字，她有着最了不起的智慧，她的灵魂属于天堂。

5

越世的信仰。

这也让我想起了曾经震惊全美的数百名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贫穷儿童的事件。当时，《聚焦》报刊试图揭露真相，却遇到了一些阻挠。这时记者们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许多人对此事都有所耳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选择了缄口不言。

“这只是个别神父的不检点，不是整个体制的问题，不能扩大了看待。”

“教父是天主教的象征，他们为美国做出了太大的贡献，你如果大规模地揭示他们的罪恶，信徒们该如何承受？慕道友会如何看待天主教？”

……

因为我们许多人不信教，或许在这件事上会表现地正义凛然，斥责他们想法的丑陋与荒唐，但是事实上，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往往真的不知道，善意的谎言是否可以算是明智之选？为了几个受伤的灵魂，是否值得动摇大多数人的生活希望？揭露真相与为善隐藏，究竟哪一个更加重要？

当如今走近达尔文和爱玛，我才明白，这从来不是一个艰难的问题，诉说真相即是善良，可怕正在于，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地把可预见的未来当做意义的彼岸，总是在实实在在的事物中寻找永恒和希望，因而，当神圣的光环落到具体的神职人员身上时，当人们淡化了对于非神的人的必然罪性的认识时，罪恶就真正地到来了。

不光是对于宗教，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最大的悲剧无非就是将越世的信仰、将真善美和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某个具象的实体身上。实体只能提供启发，而不能提供归宿。对于个人来说，没有哪位领袖、哪个爱人、父母、孩子可以承载别人的生命的希望稻草；对于理论而言，也没有哪种主义、口号和派别可以成为真理的全部符号。真理空灵，人生真正的价值只能独立地建立于抽象的形而上，他永远作为一种无形的音符在空气中久久飘荡，需要人始终敬畏，始终倾听，始终念想。

这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对人、对真理，都一样。

没有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在达温庄园外用进化论吵吵闹闹，他们争相分门别派，把私愤假扮成义愤，他们振振有词、据理力争，誓要长久地进行价值观的对抗。

殊不知庄园内，进化论的创造者达尔文正和基督徒之妻爱玛手挽着手，在奶酪小楼后的花园里久久徜徉。他们笑着，眼中散发着幸福的光芒，午后温暖的阳光照来，空气中满是鸟语花香。在醉人的春风中，达尔文摘下了一朵小花，悄悄地塞在了爱玛的手上。

吵闹的是外面，在这里，宁静永恒。